新思路，并期望着不断获益，则滋生了一大堆偷吃懒做的低能儿和无赖汉。从宏观看，朝廷调你知扬州，就是想让你把扬州的事办好。你倒好，反过来又向朝廷伸手了，要政策，要钱粮，跟在杭州一样，搞了个西湖疏浚，理所当然地向朝廷索取。这种人，朝廷会喜欢吗？请注意，这杭州和扬州，在当时，都是鱼米之乡。鱼米之乡都伸手了，这示范效应一普及，就该改朝换代了，皇帝会舒心吗？所以，仅仅半年，苏轼又被调走了！

之前，朝廷中，有一风闻苏轼在杭州五六里的苏堤谎报三十里的监察御史叫黄庆基的就弹劾了苏轼，说他：“苏轼天资凶险，不顾义理，言伪而辨，行僻而坚，故名足以惑众，智足以饰非，所谓小人之雄而君子之贼者也。”

这里说说黄庆基，他字吉甫，又字世伦，号灵南，江西金溪黄坊村人。黄庆基与王安石同学，深相亲爱，时有诗词唱和，王安石有《送黄吉甫归金溪》一诗，脍炙人口，于金溪影响极大，诗曰：“还家一笑即芳辰，好与名山作主人。邂逅五湖乘兴往，相邀锦绣谷中春。”王时安石欲行新法，黄庆基因观念不同，就反复劝说好朋友王安石，论其不可，至于涕泣而下。所以，黄庆基其人是个很正直的人，且不论其政治立场，不徇私，不舞弊，其人品好，官品好，大公无私。

老爸，我认为，此黄御史之言甚切，苏轼其人，确是言伪，确是行僻，也确是富智，故其常能惑众，常能饰非，以小人之身窃位而成像模像样的君子。所以，朝廷对苏轼有了一定的认识后，就没让他如愿去越州（浙江省绍兴），而是让他去了定州。1093年的定州是北宋王朝名副其实的边地，面积也要比现在的定州市大许多；定州路统辖定州、保州、深州、祁州、永宁军、顺安军、安肃军、广信军，地域范围相当于今天保定大部和石家庄、衡水一部。是个乱地、凶地、贫地。

苏轼不想去那危险吓人的定州，曾放胆的第二次请求去越州，无果后，苏轼铁了心，不再努力，却装傻仍滞留京师（呵呵，这是忧国忧民、为国为民的光辉形象吗？）。苏轼后来去定州，是被亲政的赵煦下诏严词催赶了走的，所以，苏轼，别说官品，就是基本的人品也成问题，挑肥拣瘦，阳奉阴违，嫌贫爱富，贪生怕死。

到了定州，已是金秋十月。其时，苏轼身上实的虚的头衔有数个之多，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知定州军州及管内劝农事、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总之定州的军政大权一时都归于他一人之手。苏轼去的定州，情况不容乐观，天灾几乎让这里一年收成近无，更糟糕的现实是“定久不治，军政尤弛，武卫卒骄惰不教，军校蚕食其廪赐”，贪污成风，饮博成习，将吏久废上下之分……百姓们都眼巴巴看着呢，这个一把手不好当啊。

苏轼怎么办？懒散了一阵后，苏轼行动了，10月上“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11月再上“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转过年，正月上“乞减价粜常平米赈济状”，2月上“乞将损弱米贷与上户令赈济佃客状”，3月上“乞降度牒修北岳庙状”……呵呵，苏轼就是这样一个官，不事改变现状，不思改革变法，不作发奋图强，不去根除弊端，没有实际行动，没有工作计划，老花头，向上伸手，要度牒，要政策，要钱粮！所以，无论是谁，换了你做皇帝，你喜欢这样的伸手知州吗？其实，宋朝的皇帝，在凶狠度上，真是很弱于汉唐和明清，这种踢足球的知州，赢得了不少苏粉的拥戴，却伤害了国家的根本，助长了刁民的惰性。所以，继而，苏轼“罢定州任”，贬谪“饮食不具，药石无有”的英州，真是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的。

所以，老爸，苏轼这人，或说苏轼这官，这官品真是很不咋的。他的文才，给了他不少机会；而他的人品和官品，又毁了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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